太平品牌“老料新說”系列（5） 周作民 投實業、創“太平”、捐家產的民族金融家

引文：周作民，江蘇淮安人，中國近代一位有抱負、有魄力、有實績的民族金融家，是當今中國唯一一家總部設在香港的中管金融企業——中國太平保險集團及其子公司太平人壽的創始人。縱觀歷史長河，周作民的一生歷經4個政體、5種幣制的變遷，能斡旋自保并創下一番偉業必得有過人的才干。這些才干與新時期下太平品牌所倡導且堅定貫徹的“共享太平”理念一脈相承，具有嶄新的時代意義，總結起來就是四句話：投資實業，扶持民族工商業發展的大擔當；創辦太平保險公司，與洋商分庭抗禮的大格局；三番五次伸出援手，鼎力支持新中國解放事業的大責任；以及帶病堅持返回祖國，逝世前仍不忘捐獻家產表明愛國心跡的大情懷。

1899年的一天，剛剛破曉。師傅羅振玉正將東文學堂的大門敞開，卻在不經意間迎著微光中縹緲的細塵，瞥到了開學第一日便第一個到校的少年，周作民。

投資實業，大力扶持民族工商業

“如果光開銀行，只顧賺錢，能否賺錢尚不敢說。而投資實業關系國計民生，我在日本念書時，就有這樣的想法。”

(周作民照片、簽名及名章)

周作民，江蘇淮安人，出生于書香門第，師承中國甲骨文大師羅振玉、《老殘游記》作者劉鶚等人，自小受父輩的熏陶謙遜懂禮、勤奮好學，在讀書這件事兒上從沒讓長輩操過心，換作現在，就是一個典型的“別人家孩子”。二十二歲那年，周作民考取了廣東官費赴日留學，在帝國大學專攻經濟，期間結識了后來被世人稱作“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”的范旭東。二人回國后，在各自領域都頗有建樹：周作民憑借自己的睿智才華，先后被任命為交通銀行總行稽核課主任、國庫課主任等職，并于1917年5月，在天津法租界創辦金城銀行；范旭東創辦久大精鹽，以及一家叫作永利化學工業公司的制堿企業，打破了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化工業壟斷。

(金城銀行在天津的舊址)

那時，堿在中國主要依靠進口，國內并不掌握制堿的工藝。范旭東成立永利化學工業公司，就是為了填補這一空白。可是制堿哪有那么容易，范旭東帶領公司員工反復試驗，卻屢屢以失敗告終。周作民在制堿成敗未卜的情況下，就以金城銀行的名義給范旭東撥款五六十萬，很長一段時間內被銀行的董事們非議。后來，范旭東成功制造出國產“紅三角”牌純堿，質量甚至趕超英國的產品，并打進日本及南洋市場，這讓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周作民在日記中直夸自己“有眼光、有魄力”。制堿成功的范旭東并沒有停下腳步，而是把眼光瞄準了化肥工業，于1937年建成永利硫酸铔廠。得知此事的周作民二話不說，率先給予巨額貸款，同時號召其他銀行對其投資。永利硫酸铔廠為我國農業生產提供了新型的化肥，再次填補國內工業空白，并逐漸發展為當時亞洲一流的硫酸铔廠。

除了資助范旭東，周作民還曾在緊要關頭拉了盧作孚一把。1925年，手頭僅有5萬元資本和一條小火輪的盧作孚，在重慶創辦了一家專做水上運輸生意的公司，取名民生公司。經過多年經營，盧作孚帶領民生公司在川江航線站穩了腳跟。1935年，四川鬧了災荒。民生公司的貨運生意大幅減少，沒過多久就出現資金運轉不靈的情況。為了擺脫困境，盧作孚發行了一百萬元公司債，可認購者卻寥寥無幾。走投無門的情況下，盧作孚經老鄉引薦前往上海求周作民施以援手。周作民聽罷立即表示支持，并提議由四川當地銀行先行認購，其余不足之數，金城銀行全要了。盧作孚信心大振，回到四川后馬上將周作民的提議告訴了當地幾家著名的銀行，一時間，多家銀行紛紛認購，很快解決了盧作孚的燃眉之急。從此之后，周作民與盧作孚結成莫逆之交，兩人還在對方的公司擔任董事一職。

不難看出，周作民很重視對工商及交通運輸事業的投資。細數其投資過的領域，范圍涵蓋保險業、紡織工業、煤礦工業、面粉工業、化工工業、交通運輸業等，其中大多數企業對抵制列強在華壟斷，挽回國家利權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，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。曾有人問周作民為什么對投資實業感興趣，周作民回答說：“如果光開銀行，只顧賺錢，能否賺錢尚不敢說。而投資實業關系國計民生，我在日本念書時，就有這樣的想法。”

創辦太平保險公司與洋商分庭抗禮

“華商公司能有接受國外生意之機會，首先由本公司開一先聲，辟一荊棘，未始非可愉悅之事也。”

(太平品牌初創時的logo，取自太極意象中“生生不息”之意)

如果說周作民創辦金城銀行是為了匯聚人脈，實踐多年所學，那么興辦保險公司則顯示出其心胸格局。1927年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，中國民族保險業有了一定的發展空間，但華商保險公司大多資本數額較小，承保能力、限額受外商保險公司挾制。周作民曾算過一筆賬：僅上海這一座城市，每年的保費就能達到7000萬元。可眼下這白花花的銀子近乎全數落入洋商的口袋，所以 “只可與外人爭，不可自爭，果能爭得百分之十，每年亦有700萬元”。這么一算，周作民便決定成立自己的保險公司。

(太平保險公司創始人團隊簽名)

1929年11月20日，金城銀行獨家注資100萬元，創辦了以“水火”保險為主營業務的太平水火保險公司，由周作民任總經理，同時打出“太平保險，保險太平”的廣告口號，朗朗上口，很快傳遍大江南北。在股東創立大會上，周作民表示，保險業是與經濟社會安全息息相關的行業，各國對此都十分關注。但目前中國市場上的華商保險公司不足二十家，社會各方面對此重視不足，眼看著中國人自己的保障權益要被洋商分割掉，此時更應該“喚起國人合力，以期挽利權”。

(太平保險公司及其創始股東金城銀行位于上海江西路212號的舊址)

在利權喪失方面，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分保難的問題。對此，周作民硬是帶領一眾華商保險公司殺出一條“血路”。1931年以前，洋商保險公司是看不起華商公司的，甚至公開叫囂凡是華商公司承保的業務中，有超出自己所定限額之外的情況發生時，洋商公司概不接受華商公司提出的分保請求，可謂華、洋保險公司間存在的隱性“不平等條約”。

為了維護華商公司信譽，在幫助同行共渡難關的同時，“啃下”分保業務，太平保險公司及其旗下子公司太平人壽首當其沖，與其他華商保險公司簽訂再保險合約，結成聯合陣線，并廣泛集結國外保險機構資源，不斷擴大涉外保險業務上的“朋友圈”。功夫不負，太平保險公司憑借其在客戶中、在同業間積累下的深厚的信用基礎，先后與瑞士再保險公司，以及其他數家實力雄厚、信譽卓著的國際保險和再保險企業簽訂了“分出”與“分入”再保業務的平等互惠協議。

有人問周作民，如此明目張膽地向洋商“宣戰”到底值不值得，周作民表示：“華商公司能有接受國外生意之機會，首先由本公司開一先聲，辟一荊棘，未始非可愉悅之事也。”聯合華商分保一役不僅使太平品牌聲望大漲，使公司一躍成為當時華商保險業中規模最大、實力最強和市場份額最多的民族保險企業，而且極大地提高了民族資本的國際地位，充分履行了保險業的社會保障職責，使周作民的名字走入了共產主義的視野。

包下貨輪，秘密護送郭沫若等人去北平

“這筆交易雖然虧損很多，但金城對人民也算做了些事，還是值得的。”

1941年底，上海淪陷區工商界曾秘密組織過一個叫作“中國經濟研究會”的學術團體，推舉周作民為理事長，成員包括謝天壽、陳伯流等老一輩經濟界知名紅色人士，后來周作民因故未能出任，可內心里對解放事業已有傾向。抗戰勝利后，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，不論是經濟上還是軍事上均做逃亡打算，這讓屢屢受到國民黨政府搜刮盤剝的周作民看到生機，因此亟想與進步力量直接聯系。解放前夕，周作民接受了陳伯流建議，組織多家銀行及銀行職員發起“行務委員會”，并埋頭發展，希望再展拳腳。為此，周作民實施了多種應對時局的策略。

以太平保險公司為例，1944年底，周作民主動轉變經營思路，將總部自上海遷往重慶，并改名為太平產物保險公司，開始經營國統區保險業務。后世有人曾質疑周作民與日本人狼狽為奸，實則不然。據多份史料考證，周作民看似在“泥巴里打滾”抹黑自己，實際上利用戰爭時期的軍需保障便利，不斷地給前線戰士輸送后援補給，比如承保專門用來洗刷槍炮，油漆軍艦、坦克、飛機的豬鬃，五金小件，糧食等貨物，很有一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魄力。

在太平保險公司的帶領下，太平人壽也將業務重心轉移至大后方，與安平、豐盛、中國天一等9家民族保險企業攜手組建國內最大的意外險分保集團，很好地保護了行業有生力量，有效抵御外部勢力趁火打劫。此舉使得太平品牌整體業務持續開展，甚至使得太平人壽1944年的盈余額較上年增加了80%。足可以看出周作民對侵略者及戰爭本身的痛恨，以及發愿憑借本業優勢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犬馬之勞的初心。

誰知，1948年8月，國民黨出臺了金圓券政策，廣泛搜刮民脂民膏，一方面要求老百姓用手中實打實的黃金、外幣去兌換所謂的金圓券，另一方面派遣蔣經國來到上海，對上海工商界人士進行追逼，周作民也在其中，遂出走香港。

抵港后，周作民與盧作孚等人匯合，并擬寫了一份金融方面的倡議書，輾轉交至人民政府手中。滯留香港期間，周作民與共產黨人喬冠華、潘漢年等均有聯系和接觸。一日，周作民聽說一批在港的民主進步人士，如李濟深、郭沫若等要前往北平參加會議，同時，華北解放區急需一批藥品及五金配件，便指派上海金城銀行國外部經理楊培昌與潘漢年秘密聯系，以50萬港幣租了一艘“華中號”貨輪，將郭沫若等人安全送達天津。為了打掩護，周作民命人返港前給輪船裝載了大量的煤塊物資，可抵港當日煤價大跌，損失港幣60余萬。對此，周作民輕描淡寫地說：“這筆交易雖然虧損很多，但金城對人民也算做了些事，還是值得的。”

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，謹慎訥言的周作民在香港向全體金城銀行員工發來一封賀電，全文只有八個字：慶祝解放，安心工作。上海解放后的第三日，周作民興奮地會見了自滬抵港的同人，當聽說上海近日缺乏棉紗，工廠無法開工的時候，周作民表示，雖然金城銀行沒有剩余的外匯了，但即使沒有外匯，也要想辦法解決棉紗短缺的問題。說罷，周作民立即聯系了幾家銀行與貿易行，但均反饋資金不足，情急之下，周作民自掏腰包湊了10萬元以示支持，同時表示一定盡快返回大陸。

兩次拜會周總理，捐獻家產表達愛國之情

“我唯一的要求是到北京先見見周總理。”

早在1946年，周作民就曾在他人的安排下與周恩來見面。攀談之下二人得知彼此竟是老鄉，一下子拉近了距離。周作民說有個胞弟周作屏在淮安，生活費用一直由自己承擔，但近來因故無法轉錢，便掏出現鈔請周恩來代為轉交，周恩來一口應承，這令周作民很是感動。

1950年8月，因病已在香港盤桓許久的周作民，接受了周恩來總理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邀請，乘船回到大陸。當輪船在天津港靠岸后，周作民對前來迎接的同志說：“我唯一的要求是到北京先見見周總理。” 抵達北京后的第三天，周作民在喬冠華和金城銀行總經理徐國懋的陪同下來到中南海，見到了周恩來總理。周總理盛贊了金城銀行對發展民族工業的歷史貢獻，歡迎周作民在老輩銀行家中第一個回到祖國大陸，并懇切地希望周作民在新中國百廢待興的情況下，繼續為國家貢獻力量。

1955年，周作民因心臟舊疾復發去世。家屬秉承其生前遺愿，將周作民名下30余萬美元的美國證券、人民幣約100萬元的金城銀行股票，連同5300冊圖書，1405件名人字畫碑帖、瓷器銅器等珍貴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，再次以實際行動，表達了周作民崇高的愛國情懷。

投資實業、興辦保險、保護民主人士、捐獻個人收藏，周作民憑借過人的膽識與才干，在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上，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作為太平品牌的創始人，周作民以實際行動詮釋出扶持民族工商業發展的大擔當；創辦太平保險公司，與洋商分庭抗禮的大格局；鼎力支持新中國解放事業的大責任，以及無以言表的愛國情懷，這與新時期下太平品牌所倡導且堅定貫徹的“共享太平”發展理念一脈相承，具有嶄新的時代意義。人民會銘記，歷史會銘記，這個曾經不惜代價扶持民族工商業發展的人，這個創辦了太平保險品牌的人，這個傾囊相助為新中國的成立保駕護航的人，這個建國后第一位回歸祖國懷抱的，有抱負、有魄力、有實績的民族金融巨擘，周作民。